《东农故事》之：说东农，话牧医

　　忆往昔岁月峥嵘，话未来壮志豪情。我的话题首先从东北农业大学的“中兴”开始，从我的亲身感受说起。1986年，我考入了东农的经济管理系，那时，主楼的主体工程还没完工，校园内到处是工地，我们班的自习室就在畜牧兽医楼的六楼东侧那间套间里。说来可能这就是一种缘分，34年后的今天，我来到北京中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从教育行业到金融行业，从人药行业到兽药行业，最终我还是转到了畜牧兽医这个圈子里来了，我在到中海之后，与同届畜牧兽医专业的同学通电话时，他们都半开玩笑地说，当年你选错专业了。

　　入学后的第三年，东农新校舍一期工程完工，于1988年10月1日举行了40周年庆典。历经“文革”十年颠沛流离和近十年择址重建后，40余届校友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家园。在其后的50华诞、60华诞，我作为校庆筹委会办公室主任、秘书长，都直接参与到了具体的校庆筹备组织工作中，并且不断地梳理、了解和感受自己的母校。其中的某一天，我站在主楼前“三个面向”的三环景观前，环顾四周，忽然发现，东农的校园规划设计暗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端和印记。

　　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上，有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了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出现了不从事生产、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回来再看一看学校的规划，站在主楼前面，面向南方，左手是农学园艺楼，右手是畜牧兽医楼，这暗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右前方是水利楼和农机楼，暗示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我入学时，东农的农经小楼就在校医院西面，与幼儿园毗邻，这暗示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转过身来，面向主楼，从外立面看，主楼底部是黑色墙砖（在我入学时，楼前楼后还没有绿化，主楼黑色基座一眼就可看到，现在可树木遮掩，不容易发现了），中间各层是绿色、黄色相间的墙砖，告诉世人，东农是立足黑土地，开展播种收获希望的农业大学。我没有找到当年黑龙江省建筑设计院校园一期工程的设计理念底稿，但我相信我的感受应该是中兴时代东农人的思想和理念，农业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农业大学是最与众不同的大学，而从事农业的人应该成为最受尊重者，因为我们是人类文明的拓荒者、传承者、创造者。

　　在这个话题中，有两个词需要做一点解释：发现，中兴。“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文化不是发明出来的，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了，它就在那存在着，所以文化需要长期积淀，需要不断创造，需要去发现。关于“中兴”的提法，我在东农六十华诞时，发表过一篇文章《东农的三个二十年》，从1948年至1968年，我称之为“大志宏图，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之所以从1968年划分，是因为那一年我们失去了王兆屯校址；从1968年至1988年，我称之为“颠沛流离，择址重建”的二十年；从1988年至2008年，我称之为“与时俱进，争创一流”的二十年，期间，东农跻身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所以，我把我读大学的时期定位为“中兴”时期。

 　　这个话题从建校初期的“3+1”学科专业布局开始。东农创建之初，学科规划是“三足鼎立”，即农艺、牧医、农机，1958年创建了土地规划。在近现代中国农业教育学科学人的辈份排序中，东农的农学园艺属于第三、四代，代表人物是王金陵、程云川等；农机属于第一代，代表人物有余友泰、蒋亦元、史伯鸿等；畜牧兽医属于第二代，代表人物为许振英、汪世昌、王庆镐等。1958年，东农学习苏联，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土地规划专业，这是一个跨学科专业，立足于土地资源，运用测量遥感卫星等手段，实现土地最有效、最安全的利用，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要，从本质上讲，它属于管理学范畴。在2008年土地规划专业创建50周年纪念大会上，老校长史伯鸿说：“如果我们看看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规划的人才，追溯一下他们的学缘历史，都有东农的DNA。”

　　因为今天不是讲东农整体的故事，所以我们要回到畜牧兽医，来道一道我们大家自己的学院、学科和专业，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动医的大师前辈，领略一下他们的风采。

　　东农动物医学的创始人是黄祝封先生，是学校从南方聘请来的专家，首任系主任，这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可惜在文革期间生病早逝，他的夫人是哈尔滨制药总厂的总工程师；外科首席是汪世昌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外科研究会第二届理事长；内科首席是史言先生；产科首席是安士中先生；传染病首席焦殿鹏先生；病理首席迟继我先生，后来带出了刘忠贵先生；解剖首席是张立教先生；细胞胚胎首席是秦鹏春先生；寄生虫首席是周源昌先生。

　　在这些大师中，我重点讲两位先生的故事，第一位是张立教先生，他任过东农的教务长，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在科学研究方面，先生之前的教材都是讲马的解剖，但先生认为猪是六畜之首，应该有猪的解剖学，于是他用了多年的努力，在解剖了大量猪体的基础之上，发现了一些前人未述及的问题，并于1965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猪的解剖》专著。在教学上，他强调“教师引导，学生主体，训练自学，培养能力”十六字育人方针，提出了“70分、80分是好学生”的观点，这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异曲同工。考试打七十、八十分的学生一般不是只跟着老师的人，不是把获取知识放在第一位的人，教师的作用第一位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指引方向，激发兴趣，让学生自带引擎，提高能力。张先生还有一个品质，即虽然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划为右派，但他一言一行永远对毛泽东主席满怀崇敬，这体现了先生大我的品格，宽广的胸怀，是大家风范。

　　我讲的第二位大师是秦鹏春先生。秦先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与上述大师相比，周源昌、张立教等在到东农之前，都是清华、北大的讲员，是他的师辈，但秦先生的成就和在全国的影响，却青出于蓝青于蓝，这种成就不仅仅是他曾经在童第周先生那里接受过进修培训，更在于他开创了东农的生命科学学科专业，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东农在抓学科专业建设方面具有独特和独到之处，突出表现为机遇意识和前瞻性。1986年3月，四位资深院士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方允就追赶世界科技前沿问题，联名给国家报告，谈到我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经看不到洋人的屁股了，让人家落的太远了，要奋起直追。报告立刻得到了小平的批示，这就是对我国科技工作产生深远影响的“863计划”，其中第一项就是生物技术领域。小平同志在收到报告后两天就做了批示：“宜速决断，不可拖延”，而东农于次年即1987年就创办了全国农业高校第一个生物工程专业，并培养出了以周琪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站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前沿的专业人才。2007年，生命科学院举行建院20周年庆典，我在向秦先生祝贺时说，先生走过的职业道路可分为三个20年，可用“遗憾”与“欣喜”两个词来表达，自1948年到1968年，先生潜心研究，在细胞胚胎学领域的成就，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太大差距，先生的著作《猪的解剖组织》、《家畜色彩组织学图谱》均为世界首册。但是就在他可以大显身手之时，“文革”爆发，东农失去了家园，被迫下迁佳木斯市香兰劳改农场，颠沛流离，所有教学科研工作都无法进行。而就在这时，美国的科学家内森斯和瑞士学者阿伯尔发现了能够将病毒DNA链切断和分解的酶，从此开启了DNA重组技术（即基因工程）的时代，阿尔伯、史密斯、内森斯三人于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奖或医学奖。东农在近20年时间里，十年下乡，十年择址重建，秦先生只能遗憾地等待。从1987年创办生工系后，20年时间里，周琪、孟励、夏萍、谭景和、杨增明、赖良学、李子义、李光鹏、邹贤刚等先生的弟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各自领域成为世界和国内首例体细胞克隆动物制作者和干细胞领域先行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大科学家卢瑟福的“大”》，在《影响世界的100名科学家》一书中，标题冠以“大”字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大发明家爱迪生”，一位是“大科学家卢瑟福”。为什么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都没有称“大”？爱迪生称大很好理解，他的一生中有上千项发明，而卢瑟福为什么称“大”？因为卢瑟福的成就不仅仅是原子物理学方面开创性，更在于他培养出了波尔等11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批世界级物理学家，正如卢瑟福的学生卡皮查说的：“众所周知，卢瑟福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师，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伟人，而一位伟大的教师，必定是一位伟人。”

　　东农动科在全国的影响力一度高于动医，其中，关键在于许振英先生和一个大师团队。许振英先生是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动物营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分编委会副主任，1953年评为我国首批终身一级教授，养猪第一人，其后又有齐守荣和陈润生两位先生；王庆镐先生东北大学毕业，早年留学日本，创办了东农畜牧系，为首任系主任，是全国家畜环境卫生学开拓者，奠基人；创立了中国动物环境卫生学会任首任会长，主持编写了我国首部《家畜环境卫生学》；养羊首席是张继先先生；数量遗传首席是盛志廉先生；养鸡首席是杨山先生；养马首席是理论和实践两手都硬的于文翰先生；养牛首席是于海东先生；养狗首席是李世安先生。全国行业协会中，东农畜牧出现了八大理事长，可谓群星闪烁，盛况空前。新中国第一条养猪自动线出自东农，《人民日报》曾予以报道；杨山先生育成的滨白鸡，占全省蛋鸡90%，家庭主妇鸡蛋筐了十之八九的鸡蛋是滨白鸡产下的。养狗专家李世安，精通三门外语，绝顶聪明；陈润生先生在养猪界更有“南陈北陈”之美誉，南陈在南农，北陈即陈润生。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955年，两届畜牧系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全国闻名，其中韩友文先生、陈润生先生、李世安先生、温书斋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讲了整体情况后，我重点讲一下许先生和杨先生的故事。许先生13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20岁赴美留学，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硕士，1932年回国，1933年出任河南大学教授，年仅26岁；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任北大、清华、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50年受好友张克威之邀，赴沈阳农学院任教授兼畜牧兽医系系主任。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来到东北农学院，是中国动物营养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关于许先生“不待见苏联专家”和“洋山炮”的故事，我在《东农故事十讲》中已经详细介绍过，在这里就不赘述，另外与大家分享两个故事，一则是许振英先生立足国情，适度超前开展科学研究的故事。许先生在80寿辰纪念大会上作答谢词时说，自己从美国回来以后，曾经找到晏阳初等教育家谋求工作，他认为自己手里握着一把洋箭，双方的交谈一定是《隆中对》，但先生坦然自己交了白卷，因为自己一谈养猪即是美国标准、英国标准，当对方问及中国标准是什么时，却回答不上来，于是先生从那时起便开始潜心于中国的养猪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定12年科技发展规划时，许先生是畜牧组的组长，他自谦对中国的国情没有吃透，“草草交了卷子”。先生每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总是从自身找原因，深刻反省并努力工作。上世纪70年代，在政治环境还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他便开始着手开展瘦肉型猪的研究，有人嘲笑说，现在连肥肉都吃不上，还搞什么瘦肉型猪啊。这并不是玩笑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四川北部的一个山区县城出差，在那里的农贸市场上，猪肥肉每斤10元钱，而瘦肉只有6元钱，因为贫困落后的地方，人们更需要的是吃油。但许先生认为，中国不会总搞运动，总有一天要发展经济，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吃瘦肉，而到那个时再去研究就晚了。80年代初，先生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瘦肉型猪，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吃瘦肉的需求随之产生，这时，先生的成果已经落地了。

　　许先生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在育人方面也有独到的建树和见解，他曾经提出“人才培养数‘而’型”的教育思想，先生认为，“T”型人才独木难支，“W”型人才根基不稳，面向分散，最好是“而”型人才，厚基础、多支点，积累到一定程度，用一撇融汇贯通，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达到上面的一横，就培养出了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提出“厚基础、宽口径、多面向”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可见许先生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超前性与先进性。

　　下面我再讲一讲全国家禽学会理事长杨山先生的故事。东北农业大学在育人方面获得了多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提高大学生综合实践和专业实践能力”于1997年获得了国家二等奖，那时我借调教育部工作，全程参与了这次评奖工作。谈到动科的大学生科技咨询服务部，就要讲到动科八四级的校友姜波，在校读书时，姜波是一位“不太安分”的学生，在学习上并不十分用心，总想着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做点事情，赚点儿钱。大三那年，他在家里买了500只鸡，搞起了家庭养殖，但是没有成功，村里人都笑话说：还是学养鸡的呢，都不如我们老农民养的好。姜波经过这次失败以后，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决定加强理论和实践学习，争取多到养殖户那里学习和了解情况，尽可能地帮助养殖户解决实际问题。当他把想法向系里提出后，得到了杨先生的大力支持，杨先生亲自指导，还自掏腰包2000元钱给科技咨询服务部作为活动经费。十年之后，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又10年之后的2006年，我作校长助理分管本科教学工作，认真总结了科技咨询服务部20年实践成果，以“科技咨询服务部20年实践，培养千名人才，创办400家企业，解决5万个就业岗位”为核心内容，在《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刊发，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我积极推动动科学院落实企业家带班级，专业教师、辅导员、创业导师“三支导师育人”模式，后来获得了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每想到这些，我就会想到杨山先生，因为他是一位把学生发展放在首位，不遗余力帮助学生成长的伟大教师，高山景行，令人敬仰。

　　文革后至今，东农6位党委书记中，有2位是东农毕业生，其中王文超书记是畜牧首届毕业生；6位校长中，有4位是东农毕业生，其中畜牧兽医4位，王文超、刘文周、李庆章、包军。